膝上15厘米的诱惑有多大

罪五：未改变收入分配差距。

这种排序符合现代企业理论和产权经济学理论，也与我们党的一贯主张相一致。民企的考虑没有错，资本都是逐利的。

在控制涉及国家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上，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的重要骨干企业要进，在这些行业和领域之外的企业要退。承包经营就是国家把自己的企业丢给他人。并且中央大型企业60%以上的净资产都已经进入了上市公司。那些人民的勤务员不但不遵循宪法维护工人与农民的权益，反而公开为富士通等无良资产者助威，甚至动用武装警察保护资方弹压工人群众。另一方面，把石油石化产业分成了上市企业、存续企业，把职工分成了在岗职工、内退职工、协议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大部分职工并没有享受到企业高速成长和改革的成果，形成大量遗留问题和不稳定因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使国有企业彻底的市场化。根本问题就是无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企业性质，忽视维护职工的根本利益。这个九连增，增产的幅度相当于建国之初的两倍。

第一，我们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也不能够建立在我们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的基础上。虽然是九连增，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国家的粮食供求总量是趋紧的，而且结构性的矛盾现在越来越突出。１月３１日，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全文公布，文件连续第十年聚焦三农。第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明确地讲，到２０２０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１３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必须牢牢把粮食安全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基础上。城市化、城镇化是中国今后发展最大内需潜力之所在。

中国１３亿人口这么一个大国的现代化，首先应该明确一点，不能建立在土地大量兼并，甚至是强迫农民离开土地的基础上有鉴于此，要想彻底扭转局面，改革的措施必须是综合的，其中包括税收改革、国退民进、落实新非公36条、利率汇率机制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等。可见，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出大笔资金（当然，提高城镇化率水平是个逐步的过程，分摊到每个财政年度的支出也是可以承受的）。但真正重要的是，不管按哪种口径计算，都要看离开土地后的农民是否真正享受了城市居民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福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真正得到了缩小。

面对如此之多的问题，如果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经济角度出发，如何梳理其因果逻辑关系？如何厘清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中各个问题的脉络，找到抓手或突破口，从而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这是决定中国未来改革成败的大前提。应该说，这就是当前我国各种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归纳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四种结构分析方法中的每一种分析，只是分别从国民经济总体的某个单一侧面，对不同的经济关系，从特定的经济范畴揭示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割裂的改革，已不能解决当前经济结构中的深层问题与矛盾，未来的改革必须要有全局性的顶层设计中国经济改革要不要顶层设计？各方对此仍存有争议。

怎么发展？大型央企靠不住，需要靠民间资金，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靠降低各种投资门槛，取消各种行政管制。过去几年来，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并以此为杠杆，高倍撬动金融资源，放大了资本投入，加快了第二产业的投资。

三是我国对民营资本投资服务经济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第四，上述分析同样表明，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启动了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无论这次调整是主动而为还是迫不得已，它都肯定有利于恢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是，具体怎么下手？改什么？十八大报告分别从三个角度进行了概括阐述。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深化改革，改革的核心则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城镇化本身难以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全面改革的抓手、切入点和最直接的改革任务。2008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17.52%，但其可支配收入比重却上升到21.28%，两者相差3.75个百分点。即使中国经济如期实现了两个翻番的目标，但如果决策者对国民所期望的经济改革与社会福利目标的最低容忍线麻木不仁，照样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企业收入比重大体保持稳定，2008年后出现上升。

而能促进就业、以普遍提高劳动者薪酬水平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服务经济——的发展，在各种行政管制及扭曲制度下受到明显的抑制。一是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机制尽管在改革，但由于改革尚不到位，扭曲的市场信号对经济结构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传导与推动作用。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在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的情况下，2002～2008年7年中，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由44.8%上升到47.4%。谁来投？若政府资金不够（基于房地产调控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未来政府的土地收入肯定会明显减少，财政支出能力下降），民间资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导？这又涉及新非公36条如何真正落实的问题。

果真如此吗？大多数人认为，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大约为51%。二是政府收入增长过快。

其中，2004～2007年该比由46.14%下降到39.74%，年均下降竟高达4个百分点，是快速下降的时期。那么，面对上述矛盾和挑战，今后的改革具体应从何着手且如何推进呢？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这四种扭曲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个正确的认识与判断。四是从国际收支法角度看，近十年来中国出现了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的不协调现象。经常账户盈余与GDP的比例平均高达9.6%，创历史纪录。

笔者通过分析认为，这些经济结构扭曲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和因果循环的。第二，如果以静态的、分别的视角，并列、汇总上述四种方法的分析，经济运行中似乎存在同时并列、相互无关的结构扭曲问题。

2010年，辽宁、浙江、河南三省征地补偿费占土地收入的比重，更是分别低到不可想象的10.37%、2.91%和12.99%。四是利率、汇率、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再加上前几年外部需求繁荣的刺激，二者一拍即合，助推了垄断性、资源性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加快扩张。

与此同时，资源节约、耗能少、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第三产业比重却在下降，由2002年的41.5%下降到2006年的40.9%（2009年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到达43%左右）。三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法角度分析，近十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

2008年因经济普查等统计原因，该比重新出现了上升，但2009～2011年又由46.62%下降到44.94%，下降了1.68个百分点。一是居民薪酬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5～2007年期间一直呈下降趋势，由52.16%下降到39.74%，共下降了12.42个百分点，年均降速2.3%。2002～2011年，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1.2%，但这段历史时期，也正是中国经济矛盾积累较多、经济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的时期，是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时期。但进城不单是户籍改变。

但是，如果以动态的、互为联系的视角分析，它们之间却又是相互关联的，有的就是因果循环关系，有的还存在一定意义上的互为因果关系。第三，分析以上实体经济运行中复杂的结构还可以发现，相关结构扭曲的形成动因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本身，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

解决户籍问题的背后，意味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最为突出的是2007～2008年，国内储蓄率达到异常的高度，平均为GDP的53%。

综上所述，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率，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二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法角度分析，近十年来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